没有市场，技术一定枯萎。
王牧笛：在中国人的历史中，“超级工程”始终是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修筑了万里长城、挖通了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和最长的跨海大桥。实际上，每当我们踌躇满志，对这些举世无双的“超级工程”进行审视和深思的时候，我们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是中国？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郎咸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是市场规模决定的。
举个例子，当我们问：“为什么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强权？”很多人的回答可能是因为美元霸权，或者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创新等等，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结果。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超级强权，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从1900年开始的将近120年的时间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逻辑是这么来的：当美国成为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之后，想要赚钱的人就得和美国人做生意，自然就会接受美元结算，所以即使70年代美元和黄金脱钩的时候，人们还是愿意使用美元。但是当所有国家都持有美元外汇的时候，美国人又通过外国人投资审核委员会来限制外资收购美国企业，这样美元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美国出口的商品。美国政府通过低息的国债回收美元之后，通过国家意志来推动科技的发展。技术实现长足进步之后，再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来巩固这个优势。
但是现在，全球消费市场的重心正在悄悄发生转移。《华盛顿邮报》的数据显示，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消费市场规模是中国的7倍，但到了2018年，两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就已经差不多了，到了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是9.779万亿人民币，美国是9.598万亿人民币，中国反超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你所说的各种超级工程，必定要依赖这个庞大的市场，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王牧笛：也就是说您认为市场比技术更重要。
郎咸平：这是一定的，没有市场，技术一定枯萎。比如我们国家最近几年发展高速铁路网，这个技术欧美、日本也同样可以做，但他们没有这么大的单一消费市场。
闫肖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国家意志和动员能力。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加拿大，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最近加拿大在争论一个事情，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石油要输送到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结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以环境保护为借口，给石油管道项目施加阻力，特别是其中还牵扯到了政党斗争，这事儿就一直没能谈下来，结果现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全加拿大、甚至可能是全北美油价最高的地方。这事儿要在中国，一个小组工作会议就解决问题了，这就是国家的动员能力。
王牧笛：当年邓小平同志访日，邓公坐上了日本新干线，然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速度很快，有催人奋进的意识。如果从今天看过去，当下的技术才真是天天催人奋进。除了基础设施建设，芯片这种高精尖技术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一手发展市场，一手通过国家力量来重新组织资源。
郎咸平：一样的。和上天入地、开山下海都是一个道理，市场是最基础的。
王牧笛：这个模式之前也有人讨论过，林毅夫先生把他称为“有为政府模式”，认为这样配置资源便捷而且高效，北大的周黎安教授称之为“晋升竞标赛模式”，就是说官员的晋升压力会激励地方政府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
闫肖锋：但是这个问题也必须两面看，政府作为组织者来动员大家一起干，这当然没问题，但是政府必须当好这个裁判，它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里根政府时期，当时美国政府大量向市场购买技术服务，但是它在购买的过程中仍然鼓励竞争。换句话说，我可以给你订单、给你补贴、给你好的营商环境，但最后还是要企业来唱这出戏。如果政府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个就容易出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惨痛的教训的，特别是新能源行业。
王牧笛：到也未必全是如此，我认为应该看领域，在一些充分竞争的领域当然可以，但是像一些修桥铺路，发展交通网这样的大工程，从技术难度到资金投入都是很多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
郎咸平：我给你做个补充。现在很多人在批评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实像美国的公司，在某些方面也有“国有”的属性，如果企业间搞一个行业联盟，那企业必须加入，再比如这次实体名单制裁华为，很多企业就只能照做，另外刚才谈到，有国外公司想要收购本国企业，很多时候是不被允许的。你不是号称自由市场经济吗？你这样做还是自由市场吗？
闫肖锋：从这方面来看，当然很多欧美企业都“国有化”了，反而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很多内部治理都是不错的。
王牧笛：所以技术的红利、创新的红利，说到底还是市场和体制的红利。有个中国问题专家叫弗兰克泽林，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人对于西方技术的依赖在降低，而且每天在降低，而西方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却没有减少，每天在增加。”所以大众汽车的总裁最近说到了点子上了，他说大众汽车的未来取决于中国。
闫肖锋：而且你看西方的车企现在越来越多选择在中国搞首发。
郎咸平：原因只有一个。
闫肖锋：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