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战略，如果我们变得更好，它可以透过庞大的资金再分一杯羹。
文/貌貌狼（微信公众号：财经郎眼daily）
王牧笛：今天的《财经郎眼》我们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中美脱钩的当下为什么华尔街这些国际金融巨头纷纷下注中国？
郎咸平：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跌9%左右，欧洲下跌15%、日本下跌10%、中国涨了3.2%。和第一季度相比，我们可以说增加了10%左右。在全世界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在中美很多高科技脱钩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华尔街”看到这个数据以后更希望尽快地进入中国？我的分析还不是这么简单，我认为“华尔街”本来就想大步跨入中国，只是过去没有这个机会而已。
今年6月23号，我们金融体系的这种负面清单基本上已经清零了，它才开始进来。但是我觉得它进来的脚步还是不够大。不够大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只有中国的经济表现好，美国、欧洲跟日本的经济还是因为疫情缘故遭遇到重挫，所以它的动作不会很大。可以预期，全球疫情都解决的话，“华尔街”会以更大幅度，和想象不到的速度进入中国。
王牧笛：在教授看来，虽然说中美的高科技在脱钩，但是由于中国的数据好、经济复苏以及疫情管控得好所以说“华尔街”重注中国。
郎咸平：中美高科技脱钩，但是中国的高科技也在蓬勃的发展作为一个决策者，希望透过高科技脱钩来打击中国高科技，可是如果中国高科技做得好呢？应该怎么做对于美国最有利？就是“华尔街”将其庞大的资金进入中国。这是一个战略，如果我们变得更好，它可以透过庞大的资金再分一杯羹。
徐瑾：其实华尔街除了买中国的股票以外，买得更多的是中国的债券。去年中国整个债券到现在大概有2.8万亿嘛，它一年的时间就买了8000亿的债券。
郎咸平：他们买政府债券、国债。因为它跟其它国家相比利息高。而且又很可靠。
徐瑾：很短期的一个理论，现在中美逆差是历史最高，10年最高 250个BP（基点）。就是说你只要进来买政府债券，买国开行的债券，闭着眼睛赚钱。风险也很低，所以他们愿意来买。另外就北向资金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趋势是在流入，但是这个钱比起他们的资金还是九牛一毛。贝莱德或者先锋来中国设立一个分支机构，这个东西其实对它来说成本很低，但是意义很大。它相当于打一个钉子。资本是很贪婪的，但资本也是有长期眼光的，它有耐心去等它的回报。
王牧笛：其实不仅是金融资本，也包括一些产业资本。而且呈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券商、基金、保险纷纷落地。今年8月18号，我国首家获批的外资的独资人身保险公司友邦人寿正式成立。除此之外，目前还有17家合资券商的设立申请在排队等批。
郎咸平：而且更不可想象的是，平安、民生、广发这些银行，帮着美国运通搞了一个人民币信用卡。
徐瑾：而且评级机构也有的，标普和惠誉也进来了，在这以前是卡得很死的。
郎咸平：我觉得他们目前是提前布局，更进一步地进入中国企业跟金融机构是目标。
李希：我们回头看一看，过去这10年，中国的互联网巨头能够成长起来，能成为世界经济里面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这个背后跟国际资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0多年以前，在大陆资本、国内资本对互联网经济仍然还保持怀疑和审慎态度的时候，是外资撑起了这片新经济。海外资本对中国看重的是什么？大量的产业资本还在融合到中国去，因为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价值洼地。就在于新模式、新科技、新产业的市场化运用。这个市场在任何时候只要有新的元素进来，都会造成一个5年到10年的红利，这个是他们最好的一个“试验田”。
王牧笛：我要代表我们《财经郎眼》的广大观众问一个问题，跟着这帮外国资本家投资有机会吗？
郎咸平：金融资本，包括基金或者证券公司进入中国之后，它只会买优质蓝筹股，因为这是基金的通性。如果我们的中小投资人能够跟着他们的步伐，也来抢购一下优质蓝筹股，我觉得这是可行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板块，比如说科技板块的ETF、消费品或者是医疗板块，甚至像这个银行股也可以。
王牧笛：“华尔街”这帮金融资本进到中国，他们这几年战绩怎么样？他们都投什么呢？
李传山：中国市场的这些投资获利的空间很大。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机构投资者的收益能跑赢指数3到4个点。头部的对冲基金，在新兴市场，像韩国、中台湾国、东南亚基本上能达到7%到8%跑赢指数的超额收益。但是在中国市场，头部的对冲基金跑赢20个点以上，20到30个点甚至更高。放在全球市场不可想象的。
我们行内有个分析，按照中国市场这么大一个股票市场的体量，这种超额的年化、20% 30%这样的收益，未来三四年可能还会持续存在。因为我们市场最大，就是机构化还是不够。
徐瑾：外资进来对投资风格的影响还是有的。最开始的时候中这两年变化还是很明显，大家更信任机构这种风格出现。今年A股的股民通过基金买的股票，其实比自己买的多。
王牧笛：“华尔街”关注中国，中国也在反向的关注外资。中国很多领域都在对外开放，但是一谈到金融开放，我们都步伐很谨慎，因为有前车之鉴。会不会出现当年的比如说日本的广场协议、东南亚的金融海啸这种我们把窗户打开，最后我们自己管控不了了的风险？
郎咸平：亚洲金融危机、包括日本这个《广场协议》，都是一个特殊环境下的产物。以泰国为例，它是过早的开放，而且过早的搞了浮动汇率，所以爆发了金融海啸。日本扛不住美国压力，因为日本是全世界唯一硕果仅存的半殖民地。因此美国在签《广场协议》的时候，给它这种巨大的压力，它是承受不住的，美国对日本任何挑战，它都必须得接受。
今天的中国既不是当时的日本，也不是当时的东南亚。我们的金融体系比当时的泰国、东南亚国家要成熟得多得多，也稳健得多得多。所以类似于日本《广场协议》跟1997年金融危机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下一个危机一定不是这两个，下一个危机对中国而言一定是创新的危机。
徐瑾：我自己去过日本访学，也见了一些《广场协议》亲历的人。《广场协议》负面的东西在国内讲了很多了，但是其实它有一个核心点。首先，《广场协议》日本主动贬值10%，是日本主动提出来的。日本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在国内的改革推不动的时候，通过外部开放来推动我们的改革。很多人觉得是因为《广场协议》，所以才有了日本泡沫。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先后逻辑，未必是因果逻辑。
日元大师行天丰雄总结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日本经济危机泡沫是我们日本的问题，是因为日本央行当时没有做好，美国的因素其实只是一个外部的因素。而且《广场协议》它有一个好处。过了二三十年，现在在欧美和日本之间能够达成一个国际信任、达成一个国际共识。同时，当时日元贬值，使得日本的企业能够走出去，日企这波“走出去”对整个亚洲是有很大推动作用、对日元的国际化也有帮助。
郎咸平：日本广场协议犯了什么错误，是对自己的金融体系不够了解。日本从头开始就是一个只重战术、不重战略的国家。它签《广场协议》的时候，没有想到战略层面有这么大的影响。战术层面，你刚刚讲的很有道理。但到最后日本做梦都没想到，会对日本造成这么大的冲击。我们在这方面要特别谨慎。这一次国外金融机构大量蜂拥进入中国，它的战略是什么，这点我们该考虑。
拿我们今天的情况跟当时苏联跟日本做类比，这个类比是不对的。因为今天中国影响力比它大得多得多，我举个例子，整个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跟广东省差不多，怎么可能跟美国打贸易战，没可能性。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既不能用苏联来做比拟、更不是当初日本广场协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