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檀 财经女侠 | 毒舌善心
离婚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
根据新的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民政部门会在离婚程序中增加30天冷静期。
轩然大波。
离婚有冷静期，是为了达成三大目标：让在婚姻围城中的人更成熟，提高出生率，社会更稳定。真的能达成目标吗？
离婚越来越难 不会造就美妙婚姻
以前离婚程序很潇洒，双方约好，到民政部门走一趟就行了。
现在，难了。
从理论上说，只要有一方不愿意离婚，就有可能等一年以上。
《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想离婚，双方确认，去民政局提交申请，在31到60天内，双方一起去民政局领离婚证。
如果在1-30天内，只要有一人反悔，即为撤回申请。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如果在30-60天内，只要有一人反悔，没有提出确认换离婚证，视为撤回申请，回去吧，改天再约。
只要有一方反悔，离婚会变得相当困难。
如果协议离婚成功时去民政局的次数为N，则N为大于等于2的正整数，当一方反悔时，N趋近于无穷。
到法院诉讼离婚也很难。
因为从现在的判例来看，如果有一方不愿意离婚，法院基本上不可能一次就判离婚，除非一方有黄赌毒、家暴。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一次提起离婚的一方，只有等待六个月之后才能提起第二次离婚诉讼，这时判离的概率就很大了。
根据现在的民法典婚姻篇第1079条，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这时判离的概率是百分百。
离婚的意志要坚定，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并且要在身体上约束自己，证明一年确实分居了。
为什么设立冷静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解释，增加离婚冷静期制度是因为“实践中，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
有可能，双方吵架赌气想离婚，等了30天，气也消了，不想离了。这样，家庭就稳定了。
这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除了个别奇葩的人、奇葩的地方，结婚的都是成年人，动不动把离婚挂在嘴上的人，不可能因为有30天的冷静期就变成熟，感情也不会因为多呆在一起30天而变好。
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夫妻吵架的时间延长了，又不能控制自己，床头吵架床尾合，分分合合，搞得像个琼瑶剧。
生活如果变成琼瑶剧，那就是真正的悲剧。如果让离婚变麻烦就能成为婚姻美满之地，那印度就会成为婚姻的天堂了。
离婚难 结婚更难 让结婚变成恐怖片
真正让离婚变难的，不是增加离婚过程的难度，而是提高离婚的补偿。
西方离婚程序、离婚成本确实比较高。
2016年安吉丽娜茱丽申请离婚的大戏，前德国总理施罗德三次离婚，贝索斯的离婚，让人看到了有钱人离婚成本的高昂。
当时，《国际先驱导报》盘点了西方国家的离婚成本。
最有特点的是爱尔兰，推行期限制婚姻法，期限定为1年到100年，在期限内夫妇双方不准离婚，过期则自动解除婚姻关系。
如果想续约，需另付高昂手续费。1年期的工本费为2.6万多欧元（1欧元约合7.50元人民币），100年期的约为6欧元。
爱尔兰信奉天主教，文化上反对离婚。
加上离婚成本很高，选择期限短暴露了自己不忠，期限长，又对自己将爱进行到底的能力有些疑惑。
所以，爱尔兰离婚率低，结婚率也低。
法国惩罚离婚行为的办法就是不准复婚。法国注册结婚很方便，但离婚代价就高了。如果双方诉讼离婚，按照《民法典》规定，就失去了复婚资格，如果是协议离婚，双方要“守贞”3年，方能再婚。
改变程序，增加改变，一定会改变人的行为。
离婚复杂，成本高，再加上商业文明发达，婚姻不再作为谋生的手段，受逼婚的压力不大，西方结婚通常比较审慎，离婚更是慎之又慎。
美国有些州曾颁布法案，男人若想离婚，不必事先征得妻子同意，也无须离婚后向前妻支付一大笔费用。
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跟踪各州颁布该法案的时间，发现颁布新婚姻法后，离婚率直线上升。
更重要的是，女性不愿意结婚，这些州5%～10%的女性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愿意轻易结婚，婚后不愿意要小孩，保留事业经济更独立，以抵抗风险。
结婚、离婚困难后，经济独立的人上升，必然伴随着另一个现象。
同居的人多，相应的，单亲家庭、未婚妈妈、非婚生子女就多了。
西方不结婚，但不影响生子。
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欧盟非婚生子已经过半。
2000年，欧洲国家非婚子女比例为15%，2016年直接上升到43%。法国非婚子女比例最高，达到60%；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次之，为59%；爱沙尼亚、瑞典、丹麦、葡萄牙和荷兰的比例分别为56%、55%、54%、53%和50%。
发达国家的婚姻状况正在发生巨大改变，随着个体生存能力的增强，单一合伙制的家庭模式逐渐被瓦解。
中国一些人离婚草率有成本低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外界压力大。
普通家庭年轻人，养活自己不容易，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必须进入婚姻合伙模式才能抵御风险。
文化上对不婚、非婚生子比较严苛。
大学毕业，会被三姑八婆催问婚姻状况，在农村地区，到了30岁还没娃，简直是罪大滔天。
中国文化还是比较传统的，从户籍来看，农业人口占了一半，农业文明传递的对孩子也就是生产力的渴望没那么快消失。
我们没有到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对非婚生育并不包容，文化上歧视，落户上比较困难，而且，一方在经济上想独立抚养孩子比较困难。
2016年1月22日，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发表《离婚：爱情故事》的文章，评论中国结婚成本、离婚成本太太太低了。
2014年，有360万对夫妻离婚，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两倍多。同期离婚率（每1000人中的离婚案数目）翻了一倍多，目前离婚率为2.7，远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接近于离婚最普遍的西方国家美国的水平，重庆4.4的离婚率甚至高于美国。
到2019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有947.1万对，离婚却有415.4万对，从2013年开始，离婚率连续16年上升。
这并不是中国人不想结婚。离婚后，再婚现象司空见惯。这更说明，中国人没有失去对婚姻之爱只是不再爱对方而已。
以前离婚容易，是对处于外界压力、没有感情经验的年轻人的保护，现在，保护撤销了，年轻人的压力更大了。
离婚困难 并不必然导致生育率上升
《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奇怪的是，中国离婚率上升的同时，婚姻外生育并没有上升。
大多数发达国家，离婚率的上升是与婚姻外生育增多和结婚率下降同时出现的。
中国却违背了这两种趋势。
这说明，中国离婚率高绝不仅仅是成本低的问题，而是生育、地位与婚姻绑定在一起，年轻人在经验不足时已经成为父母，对于人生没有确定的规划。
年轻人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很多人三观不正，会为了一套房子、一块车牌闪婚闪离。
离婚更难了，出生率不会因此上升。
出生率的高低跟离婚率的高低没有必然关系，出生率高低跟三件事有关：
观念问题，农业时代，孩子是劳动力，出生率越高越好。工业文明后期就不一样了，到了后现代时期，更是如此，日本、韩国出生率低跟商业文明相关；抚养成本上升；养老形成体系，不必靠孩子养老。
让离婚率下降，比程序困难更重要的是，保护弱势一方，分割财产。
跟西方不同的是，虽然我们这里离婚变难了，但离婚财产损失不多。
西方国家通常保护弱者，对于中上收入阶层的人来说，离婚如同家里被水淹，离几次婚，财产会被冲得干干净净。
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夫妻离婚的财产分割都有相关的规定，女方通常是弱者，除非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否则财产偏向女性。
在荷兰，如果妻子无职业，离异的前夫必须支付赡养费，直到前妻结婚或缔结同居关系为止。
还有个专门的部门来执行，如果前夫拒绝支付，荷兰“LBIO”（Lande LijK Brueau Inning Onderhoudsbj jdragen）作为执法部门，负责收取包括赡养费在内的有关家庭费用，帮助前妻，要求法官从前夫工资中直接扣除薪金或者收入以解决。
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双方任何财产都归双方共有。财产分割时，如果是双方协议离婚，财产分配由双方在正式离婚之前自主协商。
分割财产时，夫妻双方必须提供翔实的收入状况。发现任何一方人为隐瞒自己财产，法官将没收隐藏的全部财产，因为这是“隐瞒共同财产”的罪行。
日本男人更悲催。
日本新婚姻法2007年4月生效，如果妻子是全职主妇，离婚后从65岁开始就可以拿到丈夫一半的养老金。最多的情况下，离婚后女性能得到70%的财产。
新婚姻法公布后，日本的离婚官司激增了6.1%，其中95%的离婚诉讼由女方提出。
有财产的一方，结婚离婚都会三思而行。
我们对妇女的保护没有那么严苛。
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均为夫妻共同财产。
这里有个但是，遗嘱和赠予财产只给一方的，另一方无权要求分割。
法典的规定是笼统的，《民法典》第1078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很多有些资产的人会签订婚前协议，或者让父母以赠予的方式进行，免得发生财产纠纷。
只要通过两个方式，离婚后，弱势一方就不会损失多少钱。
妇女在婚后对家庭的贡献大于男人；她们操持家务、生育子女，有的甚至放弃职业生涯转为家庭主妇，但女性对家庭、对社会的贡献是隐性的，很难折现。
绕个道，就能避开财产风险了。
西方离婚高成本，没有引发高生育，目前全国生育最高的区域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那也是全球最穷的地区。
离婚困难 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
在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中，经济学家Steven Levitt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一段时间犯罪率下降。
堕胎合法化，是90年代美国犯罪率下降的真相：许多犯罪分子还没出生就胎死腹中。
他发现，纽约犯罪率的下降大约开始于和堕胎法案实施18年后，犯罪率的下降集中在堕胎法案通过之后出生的人群。
90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的堕胎都是发生在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经济拮据的妇女身上，她们不会自我保护，没有做母亲责任的准备，孩子比较容易成为罪犯。
中国正处于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中，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转型。
在转型期，婚姻的变化和波动随之而来，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容忍度。
事实上，婚姻变化了之后，那些听从自己意愿、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人，他们的孩子会受到良好的教育，整个社会因此而进步。
我们来看一组调查数据。
2006年8月9日，《安徽商报》报道，在安徽怀远县，有25万多农民外出务工的农业大县，该县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中，农村离婚案占到85%以上，一天最多的达到三十多件。
在怀远县法院抽查的100起案件中，离婚者中有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的占85%。
蚌埠市新马桥法庭庭长沈中于分析，案件中提出离婚诉讼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一方，年收入大部分都在一万元以上，年龄阶段主要集中在20~30岁和30~40岁。
外出务工者收入多，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变化，婚姻容易发生变化。
另一个省份同样如此。
2010年，我国有196.1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其中，四川省登记离婚的人数最多，全年有169294对夫妻登记离婚。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一位研究员表示，四川离婚人数高，不仅是因为人口基数大，也是受移民文化影响，对传统婚姻的反思和叛逆也就最彻底。
此外，四川每年有上千万年轻农民工外出打工，但两口子中又要有人在家种地照顾老小，长期两地分居容易导致夫妻关系出现不稳定因素。
很难说，这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一阶段，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
我们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找到落脚点，从文化上到经济上都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
这是中国进步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