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中国共产党100周年诞辰
2017年6月，美国彭博新闻社在全美进行了一项民调，主题是“你对中国作何种评价”，调查的结果是：67%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偏负面，其中又有2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只有约29%的美国人对中国的评价偏正面。
无独有偶，同年9月，新加坡《海峡时报》在20个亚洲国家中，对同一问题进行了一次民调。结果是：49%的亚洲人对中国不怀好感，只有约46%的亚洲人对中国持友好态度。
看到这样的结果，咱中国不仅要问：我们究竟招谁了？惹谁了？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对中国不怀好感？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制度的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本文试图从经济的角度展开逻辑分析。
中国经济崛起的逻辑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经济进入超高速发展轨道，无疑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众所周知，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长期围堵，使中国经济在20世纪中期，遭遇到严重的困难。尽管中国在1953年到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顺便说一句，前苏联的帮助并不是白给的，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但总体说，中国还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由于农业生产的低效，以及人口的急剧增殖，使中国社会陷于“马尔萨斯陷阱”而难以自拨。这是因为，传统农业社会有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即只有外延式增长，而没有内涵式增长。这也是导致古代中国社会流民化、动荡化，并最终导致周期性的王朝更替的主要原因。
直到20世纪7、8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争霸进入白热化。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中美关系出现松动，其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随后的中美建交，这为中国打开国门，破解经济高度“内卷化”危局打开了绝佳的“时间窗口”。
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发展之路。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当时，摆在中国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解决“吃饭”的问题，因此，改革的头一枪，就是在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瞬间被激发出来，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由此，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饥荒”问题获得彻底解决。
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一个新的问题同时冒了出来。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农业生产具有非常明显的季节性，在忙完了农事以后，农民也获得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如果引导不当，同样会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压力。于是，在原有的“社队企业”基础上，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并在全国各地形成燎原之势。中国农民也因此获得了双重身份，即“农民”、“农民工”。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这种双重身份的互换，让农民特别是乡镇企业承包人的货币收入大幅增加。于是，农民另一种强烈需求同时呈现出来，那是什么需求呢？“到城里生活去”！
农民萌发的这种强烈需求，又在中国的另一项重大改革中获得解决！那是什么重大改革呢？
分税制改革。1994年，为了强化中央财政的调控力，并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国务院启动了分税制改革。把企业流转税改为增值税。并规定，增值税的75%划归中央财政，25%归地方财政。这让地方政府立即陷于财政短缺的困境。农民要进城，地方财政要收入，两种需求叠加在一起，于是房地产市场悄然启动，各地纷纷建房、建厂。“建厂”是为了让发展壮大了的乡镇企业搬到城市周边，以便提高产业集中度，减少环境污染。“建房”是为了满足农民进城的愿望。而通过卖地，地方政府也获得了财政收入。
但这又使另外两个新的需求发生叠加。那又是什么需求呢？一方面是，银行在地方政府和进城农民买地卖地的流转中，积累了大量的广义货币资金。如何把这些钱再放贷出去，成了各大国有银行的当务之急。而另外一面，地方政府在土地买卖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财政状态也迅速好转，因此有了开发更多土地获取更多GDP的冲动。于是，银行放贷的冲动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发生偶合。因此，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大规模的房产建设，兼以更大规模的各类经济开发区从此蓬勃兴起。这些大规模的建设，当然离不开基础金属和建材的大量供给。按照凯恩斯著名的“挖坑理论”所揭示的，钢铁、煤化、石化、矿冶、塑胶等等重化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巨型工地”，火热到了极致。
但在火热场面的背后，却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呢？基础设施建好了，开发商的房子也交付了，规模宏大的各类开发区建设也完成了，可是却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入驻!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入驻，进了城的农民就业就没有了依托。更为急迫的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抵押的银行贷款，随时都有逾期的风险，一旦这种风险发生，其后果将是毁灭性的。这期间，各地方政府虽然把招商引资列为“第一菜单”，但在1998年前，外资的来源地主要以港、澳、台以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资本为主。而这些华人华侨的投资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即仅限于向他们的祖籍地投资，而他们的祖籍地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所以，这些沿海地区率先解除危机并获得发展。而其他内陆地区却依然处于危机爆发的边缘。这个看似无解的困局，终于在20世纪末最后几年和21世纪初的头几年发生在欧美的风起云涌的全球创新经济破解了。那么，全球创新经济又是如何兴起的？又是如何破解中国经济困局的呢？
全球创新经济的兴起与中国的机遇。
要表述全球创新经济的兴起，必定绕不开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为“美国国会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美国《拜杜法案》。
我们先来聊聊美国的科技政策。在《拜杜法案》施行之前，美国沿用的科技政策是二战中“曼哈顿计划”所采用的政策，当时奉行的专利政策是“谁出资、谁拥有”的原则。联邦政府出钱资助研究型大学，大学的研究成果再交给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因此获得了近3万件专利。但由于联邦政府既没有能力，更没有动力去让这些专利技术转化为市场产品，从而，导致大量先进技术“躺在办公楼里睡大觉”。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了著名的《拜杜法案》，后来又经过1983年和1986年两次重要修订，1986年版《拜杜法案》在全美施行。
那么，《拜杜法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它的实施又与中国存在什么关联呢？
《拜杜法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专利的所有权与商业开发权相分离。在此之前，专利所有权与商业开发权是绑定在一起的，企业要购买该项专利，必须把专利所有权和商业开发权一起买走，这样一来，造成购买专利的费用居高不下，除了大公司，其他小企业根本就买不起。但当把专利的所有权和商业开发权分离后，购买专利的费用大幅下降了，因此，小企业也就有能力购买专利技术了。不过，他们只购买专利的商业开发权，所有权仍然归研发者所有，研究者可以从小企业中收获大量专利使用权费用。如此一来，高校科研的积极性和小企业购买专利技术商业开发权的积极性同时被调动起来了。
小企业的兴起，就给大公司的生存空间形成巨大的挤压，于是，也纷纷加入到专利商业开发权的争夺中来。但由于大公司拥有完整的生产线流程，当他们获得一项专利市场开发权后，由于技术更新速度太快，往往是在他们刚刚完成一次流水线改造后，新的技术升级又出现了，于是他们又不得不对生产流水线重新改造，这样一番折腾，既造成资源极大浪费，又与小企业相比，总是处于“慢半拍”的尴尬境地。而小企业就没有这样的累赘，他们可以把资源集中起来，只生产那些大公司不可或缺的部分产品，即使技术升级换代，也不需要更新生产线。比如，微软最早向IBM公司提供的软件和服务，赁借着产品的技术优势，最终取代IBM自身开发的软件，从而成就了一个世界级的大公司。
面对这一局面，摆在那些大公司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大量收购小企业，但付出的成本却难以承受；另一条路就是把生产流程部分的业务外包出去，公司总部只负责终端产品组装和销售，这似乎更符合大公司在竞争中的需要，于是，大规模业务外包就变得不可避免。
那么，谁有能力承接这一来势汹汹的外包业务呢？
中国强大供应链网络的形成
能够承接业务外包的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齐全的空白的工业区。二是具有完备的重化工业基础。有了前者，则可承接大量相关企业配套入驻；有了后者，就可以就近采购造制业所需的基础原材料，以节约生产成本。而且，两者缺一不可。
放眼世界，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国家，非中国莫属。但是，作为西方国家业务外包的主要承接方，又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弹性。生产流程如果没有效率，就很难保证按时交货。要保证效率，承包企业就必须专业化。而太过专业化，就难以跟上西方技术创新的步伐。由此可见，效率和弹性其实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在同一个企业内部，不可能同时获得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就会面临西方大公司所遭遇到的困境。但是，这对看似不可能得到解决的矛盾，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居然巧妙地解决了。
那么，中国人是怎样解决这样一对矛盾的呢？
在这里给大家列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你就会知道中国人是如何解决这对矛盾的了。
早些年我曾经在东莞的一个制鞋厂进行过实地考察。这家企业只负责皮鞋最后一道工序：缝制胶合组装和打包发货。他们把意大利寄来的皮鞋样品或设计图样，分解成极小的元素，比如皮料、鞋面、鞋邦、鞋底、鞋垫、鞋耳、孔带等等若干个组件单元，然后，把拆解得极为细小的皮鞋组件，再发包给其他中小企业。如果下一次外方寄来与上一次风格不一样的皮鞋样品时，总承接企业只需调整个别已经高度专业化的工厂就可以了，丝毫不会受到因为皮鞋风格不一样所带来的更换设备、调整生产线这样的困难。
这样一来，高度专业化了的中小企业保证了效率，而通过一群相关中小企业之间的动态重组和相互的配套关系，又成功地解决了应对技术快速更新的弹性。这就是中国供应链网络得以形成的逻辑。
当我们弄清了供应链网络的形成机制后，对我们今后的招商引资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所谓供应链或产业链招商，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双眼必须死死地盯住那些与海外客户具有长期合作关系，订单饱满，具有完成终端产品组装能力的那只“母鸡”即可，而不应该把精力放在处于供应链网络中的其他中小配套企业身上。而这只“母鸡”有没有搬迁的可能，在于“母鸡”所在地的营商环境与我们本地有没有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本地有没有与其具有良好通配性关系企业的存在等等。如果这些条件都能满足，就可以把它作为我们重点跟踪的招商引资对象了。
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形成，不是靠着人为的设计而来，它完全是基于全球科技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自然演化而来。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使中国更能顺畅地加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进一步加深和加快了全球供应链中心的演化速度。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没有发生革命性的突破，那么，中国业已形成且规模宏大的供应链网络中心的地位，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撼动它！虽然“贸易战”、“科技战”今后还有可能发生，但除了负责终端组装之类的企业可能外迁，中国供应链网络系统照样能够正常运转。何以见得？我们以中美“贸易战”为例，确有部分负责终端产品组装的企业外迁到东南亚国家的现象，但他们依然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以2019年越南出口到美国的贸易额为例，越南对美出口突然间增长了48%，而东盟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是因为中国出口到东盟（包括越南在内）产品增长了38%，而且，主要是半成品或中间产品。
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快速形成，叠加中国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中国制成品如潮水般涌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中国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足以雄视全球，压抑了近200年的中国人总算扬眉吐气了。但是，一个更严重更复杂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那又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呢？
世界经济秩序的失衡
在中国加入到全球经济大循环之前，世界经济秩序由几个西方大国所主导，并形成了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世界各国都在全球三大经济组织框架下从事经济活动。但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国不可能总是游离在世界经济秩序之外。然而，中国一旦加入之后，由于其庞大的体量，势必给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带来深远影响。
那么，这种失衡与中国因素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呢？
笔者先来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
在西方创新经济兴起前，全球产业是以梯次方式转移的。由于亚洲国家和地区独特的文化特点与人口优势，发生在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主要向着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转移，这也是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到了1980年，世界经济产业再一次发生转移，这一次主要向中国大陆、印度、越南等国家转移。
在第一次转移中，由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以及拉美国家尚未完成国家整合，由于其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所以在这次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中，进展缓慢。当其尚未完成承接产业转移的任务时，第二次产业转移已经开启。由于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具有超强的社会整合能力，以及其无可匹配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使得第二次产业转移迅速在中国落地生根。随后，又迎头撞上了创新经济兴起时代，使得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快速建立，“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由此确立。之后，中国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使中国产品迅速占领了全球中低端商品市场。
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非洲工作，据他陈述，即使在肯尼亚偏僻的乡村，也随时可见到中国生产的雨伞、箱包、甚至拖鞋。这最终又导致另一个现象的发生，那会是什么呢？
当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承接好第一次全球产业转移之时，中国商品就如同水银泻地般渗透到这些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同类企业大量停工停产甚至倒闭。更加致命的是，这些国家在第一次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这些务工的农民来到城里后，就不愿再回到农村，但滞留在城里又难以找到工作，因而形成大量的失业人口，给当地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压力，社会从此陷入混乱不堪的地步。如菲律宾、印尼就是典型的这样的国家，要指望这样的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怀有好感是不可能的。
我再来说说与发达国家经济秩序失衡的问题。
随着以美国为中心的创新经济的兴起，生产流程大规模业务外包，中国由于应对及时，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到了中国，并且是在较短时间内发生的，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老工业区迅速“空心化”和“铁锈化”，导致西方蓝领阶层大量失业。
按照一般经济规律，老工业区迭代成为新的工业区，通常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完成，也就是说，老工业区就有充裕的时间来消化掉失业工人。而中国作为新的工业制造中心，却只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建立起来了，致使美国的传统产业在很短时间内衰败下去了，根本来不及消化掉这些失业人员，从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在科技产品研究和生产上，中国俨然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碾碎机”。西方所垄断的任何一种科技产品，只要中国发挥它的制度优势，在掌握了该技术后，那么，这个行业的产品就马上变成了“白菜价”，导致外国公司纷纷倒闭或转行转业。比如，核电站反应堆所用到的“C”型密封圈，长期由美国的一家公司所垄断，价格达到15万元/枚，每个核电站每年需要更换800个这样的“C”形密封圈。后来，在国家能源局的支持下，中国宁波一家公司经过5年攻关，终于攻克“C”形密封圈制造技术，而价格只有3万元/枚，给美国公司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但问题远没有就此打住。1996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纠集全球38个国家在英国伦敦弄了个《互森纳协议》，禁止各类先进技术或产品输入中国，这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要知道，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在绝大多数时间段内，中华文明都领先于世界，只是在近300年间才落后于西方。重温昔日的荣光，几乎成了每个中国人心头的企盼，实现“中国梦”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响应民意的原初动力。为了打破西方对中国“卡脖子”的局面，中国先后出台了许多关于促进科技发展的规划、决定，特别是近期，通过顶层设计，出台了加快基础科学研究的决定，说直白一点，我们决不会满足于“从1到N”的创新，我们还要实现“从0到1”的创新！重新站上科技创新至高点。
这让美国的科技企业和附着在它们身上的资本倍感紧张！要知道，西方赢得世界，其根本原因就是技术，而不是通过其文化、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而获得优势，更不是生物学上存在的差别，人类肤色的不同，只是由于人体维生素D和叶酸代谢机制所决定，白人并不比其他肤色人种存在生物学上的优势。
过去，由于他们完成了“从0到1”的创新，即使不生产和销售产品，单靠专利转让，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而现在随着中国加入到“从0到1”创新的行列，他们躺着赚钱的时代将一去不返。这自然会令他们“细思极恐”，于是，使尽各种办法打压中国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哪管什么“吃相难看不难看”！
中国需要应有的大国胸襟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逻辑推演，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平均以8%以上的超高速经济增长，都缘于咱中国几乎踏准了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所有时间节点，这靠的是什么力量呢？如果用“中国撞上大运”来解释，显然缺乏逻辑自洽。事实上是，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点：即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趋势及其变化，具有非常高超的把握能力，让人不得不由衷的叹服。对于这一点，即使是我们的对手，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当前，世界经济秩序因为中国的加持而严重失衡了，对此，中国必须要有大国担当，多方发力，以修复失衡的全球经济秩序，因为中国已深度嵌入到世界经济循环中，世界经济秩序需要在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努力下，以获得新的平衡，如此，对世界有利，对中国更有利。要知道，世界经济秩序的失衡，必会传导到国际政治的失衡，如果不加以修复，世界会因此而陷于混乱，也必然会阻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路。
理解了这样的逻辑关系后，我们就能深刻地理解到：中国为什么要谋划“一带一路”、建立“亚投行”、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举办有史以来第一个“国际进博会”，给予发展中国家留学生全额奖学金……等等一系列惠及世界的全球公共产品。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力图把失衡了的国际经济秩序加以修复，使世界秩序重新获得新的平衡，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宽松和谐的国际环境。
当下还必须做到两个防范：一个是防范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切忌楞头青式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之类的口号和思想，因为这种没有意义的口号，看起来“国”很深，实则是“害国”不浅，必须摒弃之。一个是防范与发达国家发生“科技脱钩”的风险，要密切关注全球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动态，始终保持与发达国家在科学研究领域处于同一个竞争平台之上，这是中国的未来之所在，希望之所在。
（作者系郴州市商务局经贸研究员，版权归作者所有。原创不易，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参阅书索引：
1.《美国简史》 作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美］
2.《美国简史》 作者：罗伯特瑞米尼［美］
3.《逆说美国民主》 作者：渡边靖［日］
4.《纽3000年的中国》 作者：施展［中］
5.《溢出》 作者：施展［中］
6.《人口原理》 作者：马尔萨斯［英］
7.《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作者：塞缪尔亨廷顿［美］
8.《贪玩的人类穿越百年的中国科学史》 作者：老多［中］
9.《地球与人类》系列丛书 主编：姚晶晶［中］
10.《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作者：凯恩斯［英］
11.《全球简史》 作者：海思 穆恩 韦兰［美］
12.《联结通向未来的文明史》 作者：詹姆斯伯克［英］
13.《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国怎么办》 作者：时寒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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