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
杨国英专栏
强化金融监管的焦点和重心，正在由险资、银行转向券商投行业务。据统计，因违规、违法操作，今年以来，券商投行被罚没金额6383.92万元，这个数额已经接近去年全年。其中的西南证券，因大有能源定增和鞍重股份重组项目，在最近两周内先后被罚没3000万和600万元。
在近期金融监管全面趋紧的大背景下，投行监管风暴可能才刚刚开始。尤其要看到，针对投行的监管不仅事关投资者保护，更与IPO持续加速后的风险控制直接相关，而从统计来看，当前投行业务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涵盖欺诈发行、虚假记载、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尽职调查不充分、出具含有虚假记载文件、财务核查存在重大遗漏等。
IPO加速虽然不是注册制，但肯定意味着核准的标准会有所降低，相应地，确保发行质量的重任将更多地落在券商投行以及律所、会计师事务所身上。另外，考虑到当前以退市制度为核心的A股监管制度仍然滞后于IPO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上述问题如果随着IPO的加速蔓延开来，势必会留下严重的市场隐患。
事实上，市场隐患在当前已初现端倪。首先，在新股发行已经明显加速的情形之下，2016年A股发行新股245只，而今年一季度A股发行新股更多达135只，同比增长462.5%，首发募集资金总额也同比增长516.3%。其次，新股上市后业绩“变脸”的情况也值得警惕。统计显示，去年至今上市的400多只股票中，有21%的新股在2016财年的归属净利润同比下滑，今年以来截至5月4日的179只新股中，大约有1/6在一季报中业绩下滑，是否有部分新股涉嫌在上市过程中粉饰业绩，是值得监管层注意的。
在上述情况下，加强对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律所的监管都是极为必要的，考虑到当前的监管并未充分制度化，监管部门还可以考虑继续提高对投行违法、违规案件的处罚标准，从而让投行对违法成本真正有所忌惮，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从而有效减少潜在违法案件的出现。
当然，投行等机构仅仅是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配合者”，而对于上市公司这个违法主体，当前的监管手段乃至制度执行还不够严肃。以退市制度为例，我国的《公司法》中并非没有相关规定，事实上，仅“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一条，就足以让很多案发的上市公司退市。真正的问题在于，目前对退市制度的执行阻力非常大，最多以顶格处罚了事。应该说，这种执法不严、有法难依的现实，才是当前A股监管困境的真正症结和尴尬之处。
从监管部门的诉求来看，当前A股的任务是要通过IPO加速助力实体经济，强化监管化解市场风险只是手段。然而，我国经济当前仍处在转型期，企业上市融资的需要格外迫切，而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要求又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的财务造假行为，也对真正有发展前景的新经济不利。毕竟，新兴行业的企业在盈利能力上可能并不比传统成熟行业的大企业更有优势。
这种情况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适当降低IPO的盈利门槛可能是必要的，但盈利门槛的降低不能以牺牲发行质量为代价，这实际上要求监管部门：A股要真正助力实体经济，严惩违规违法投行只是走了第一步，致力于解决退市问题等监管制度上的症结才是根本。
就当下而言，针对投行等相关机构的监管风暴，可以视为A股制度化监管找到了又一个发力点和突破口。随着监管的持续强化和深入，最理想的情况是针对违法违规案件的处罚标准能够进一步提高，退市制度等关键制度的执行阻力能够进一步消减。也只有这样，强监管才能成为IPO加速的护航者和A股助力实体经济的推进器。
(作者系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