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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来源：全景财经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并实现了三十年时间里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因此中国的的确确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似乎能比欧洲银行实现更好的绩效，这使得人民币在未来有望成为替代美元的又一选择。
直到不久之前，还有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如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断定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其增长模式中最为脆弱的一环。
对此，中国的经济学家是怎么想的？
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其1960年的经典著作中指出，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就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至少五十年之后。
但是艾肯格林（Eichengreen）和弗兰德鲁（Flandreau）在他们最近的重要研究中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储备货币的构成，发现美元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取代英镑的地位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
在此后几十年中，尽管美元因受贬值影响而在短期中其国际货币地位受到一定影响，但最终美元还是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全球性货币。
随着美元的贬值与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和稳健运行，艾肯格林与弗兰德鲁认为，全球货币体系可以在短期内得以重构，他们甚至含蓄地指出，运行良好的欧元甚至会将美元从现在最受欢迎的储备货币的位子上挤下去。
与我们现在正分析的话题更有关系的一点是，艾肯格林与弗兰德鲁还认为，当我们估量一种新兴国际货币会排挤掉既有国际货币的地位时，网络效应和既有国际货币地位的惯性不应被夸大。
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种货币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必须同时满足几个先决条件：货币发行国的本土经济必须保持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本土经济规模必须是全球最大；货币发行国必须具备成熟而有偿付能力的金融体系。
美国是整个20世纪中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与此同时，美国的金融体系是最为复杂精巧且富于扩张性的，从数量指标来看正是如此，例如公开上市交易的股权总额比国内生产总值。
正是纽约货币市场的巨大规模和高透明度，赋予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这就是说，发端于2007年美国国内而且后来发展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源自于同一套金融体系中监管的缺陷。
这场危机暴露出美国经济深层结构的严重问题，如过度消费、巨大的政府赤字和对企业管理者不合宜的风险激励。
这些问题使得人们质疑美元是否应成为唯一可靠的储备货币，尤其是亚洲地区的中央银行对此更是怀疑。
但是金融新闻中认为人民币终将取代美元的论调可能还不会出现。
而激起人们对人民币急速国际化的猜测的原因是，世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前景都十分黯淡：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的危机使得欧元超越美元成为更主要的储备货币的前景变得令人悲观，而也有机会挑战美元地位的日元，则由于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而显得实力疲软。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并实现了三十年时间里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因此中国的的确确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似乎能比欧洲银行实现更好的绩效，这使得人民币在未来有望成为替代美元的又一选择。
直到不久之前，还有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如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断定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其增长模式中最为脆弱的一环。
不过中国的实情和欧洲与美国相反，从未有报道说中国对其某些重要银行进行救助，而且20082009年间中国经济仍实现了超过9%的增长率，如今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在心理上对西方公众的观点产生了冲击，西方世界不得不更认真地思考，未来世界霸权从西方转往东方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伊藤隆敏认为中国经济的恢复能力很强，因为其具备潜在的人口红利。
依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伊藤隆敏推定中国会在不晚于2027年的时候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除了内在因素，伊藤隆敏认为全球经济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留下印记的黄金机遇。
美国注意到金融市场监管程度的减低（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以及支持这一做法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使得华尔街的声誉无可挽回地丧失了，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倒向另外的“北京共识”并将之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的动力来源，因为这一共识对经济理论和减少市场监管持更为审慎的态度。
中国的经济学家是怎么想的？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许多场合声称，人民币并不需要去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他支持以特别提款权（SDR）为基础，建立一种全新的组合式国际货币，这种国际货币不能为某一个主权国家所控制，并且不能通过参照黄金等商品的价格而超出一国的管控范围。
不过，一个由周小川设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组发现，在中期时间段里，对中国而言理想的策略是加强人民币作为中国与亚洲邻国的贸易货币的角色，使之成为新兴地区性贸易集团的一部分，而时至今日很多亚洲地区内贸易仍以美元结算，尽管当地美国企业很少。这样的地区性试验可以帮助人民币适应海外环境，在未来帮助人民币增加规避币值不稳问题的经验。
中国学术界也有各式各样的观点。
学者们在人民币是否应国际化和应国际化到何种程度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清华大学李稻葵的观点应当说是争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他认为应当采取缓步推进的策略，使中国在较长时期中实现资本项目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实行渐进的双轨制。
李稻葵认为，一方面，中国国内无须立即放开人民币兑换，而是需要首先着力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另一方面，应在香港扩大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交易规模，发行更多中国国内的债券，并最终在香港成立第二家交易所专门进行人民币计价的股权交易。
出生于香港的杰出经济学家张五常多年来一直反对人民币汇率调整，他认为这只能让少数经常出国的中国富人受益。中国最弱势的群体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的进城农民工，利益会受严重损害。
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外国投资者将生产线迁往其他国家。
张五常对此问题的看法一贯消极保守，他认为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对中国这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作用是最大的，尽管国内市场中的各方力量或许有机会在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利率机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与周小川相比，张五常并不认为应建立一种多元组合的新式全球性货币，因为这种货币的价值有可能会受到某些全球性交易商品价格（如黄金）的冲击。
为了应对美国债务日益膨胀的问题，张五常建议使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美元，而是钉住由三十种外币和不可长久保存商品组成的一篮子商品的价值，这可以保障农村穷人们的利益，以减少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效应。
郎咸平是一位因公开反对中国国企改革而知名的商学教授，他从相反的角度参与到这场有关人民币的争论中。
郎咸平指出，国际化所导致的人民币升值问题产生于现行中国经济的结构，中国经济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贸易而非消费与服务业驱动的，而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是消费和服务业。
郎咸平认为，在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之前，中国应通过建设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鼓励中低阶层减少储蓄，进而解决中国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
然而郎咸平认为短期内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了，因为人们没有把美国引起的通货膨胀充分考虑在内。
尽管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似乎为中国出口工业部门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但是这一积极效应被进口家产生农产品（如大豆）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石油、铁矿石等）的价格上涨抵消了，进口品价格的上涨使得国内生活必需品也面临涨价压力，这使得穷人越发穷困，抑制了消费的增加，而且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投入成本。
现任教于耶鲁大学的优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陈志武，也持与郎咸平基本一致的观点。
在陈志武看来，人民币对美元过于缓慢的升值是在强化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失衡，而结构失衡并不限于政府失去的对价格水平的控制，尤其是对财产和股票市场的价格水平。
与此相反的态势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积累增加，热钱大量涌入中国，形成了投机泡沫，而投机泡沫会严重打击海外对中国经济保持稳定的信心。
外国投机者之所以为中国所吸引，部分是因为中国政府未来十年的政策使得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变得十分明朗。
在陈志武看来，被严重低估的人民币币值阻碍了中国工业向更为复杂的资本密集产业的转型，而且还压制了社会底层民众收入的提高。
我们再来看另一方的观点，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最近警告说，从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的态势来看，人民币汇率的继续调整升值会很快地妨碍到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消费。
因为这些中国商品大多不是在美国生产的，因而美国人的消费会立刻受到打击，阻碍美国经济复苏。
从长期来看，林毅夫承认有必要提升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但他也补充说，对美国而言，实现双边贸易平衡更为重要的方法是减少政府赤字。
在林毅夫看来，当前保持稳定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复苏意义十分重要，任何市场势力（market powers）的干预都会妨害复苏目标的实现。
本文节选自《走向世界的人民币》。
